跟技校拼不过专业技能，跟名校拼不过学历

　　不久前，金容(化名)在中国传媒大学校内租到了房子。七八平方米的单间，一张单人床，一张旧木桌，便是她接下来一年的考研训练场。这套公寓的3个单间里，住的都是和她一样，刚刚在第一次考研失败后就开始准备“二战”的人。

　　武汉轻工业大学广告学专业2014届毕业生璐瑶尽管初试便落榜了，她仍然特地赶到北京，希望能够实地“取经”，观摩中传的研究生复试，打听一下信息。

　　这趟北京之行是瞒着家里人的：父母并不支持她再次考研，而是希望她能考个公务员，或者找一份安稳的工作。

　　“我们大学4年很多都是玩、散、懒，结果跟技校学生拼不过专业技能，跟名校学生拼不过学历。”在璐瑶看来，自己虽然也是本科毕业，但找起工作来，便成了高不成、低不就。

　　5年前高考时，刘念考过了一本线，但最终掉档，只上了二本。像她一样，不少考研“钉子户”都是由于高考失利、与心仪的学校擦肩而过，一直怀着名校梦。要实现未完成的梦想，唯一的出路便是考研。

　　2014年，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14年全国研究生招生数据调查报告》显示，73%的研究生考生的本科院校为非985、211院校。在诸多促成考研的动因中，排名前两位的分别是为增加就业竞争力(39%)和希望读个名校(15%)。

　　2007年，怀着清华梦的祝逸(化名)高考失利，被调剂到了江汉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4年后第一次考研失败，他进入一家国有钢铁企业做了技术员。在周围的人看来，这算得上是一份令人羡慕的稳定工作。

　　一次，铁板缝隙透射进的一缕阳光打在他的脸上，他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梦想中的画面：草长莺飞的校园，草坪上的自己正沉浸在阅读中。那一刻，他萌生了辞职考研的想法：“我不想一辈子面对着这些机器。”

　　与此同时，从考研成功进入名校的本科同学那里，传来的信息都是“导师介绍的项目”、“即将投入生产的芯片”、“师兄去了IBM、华为、腾讯、联想”之类的消息。而他一直清晰地记得，自己求职时去听百度公司的武汉地区宣讲会，HR明确告诉大家，做技术的只招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的学生，其他学校毕业的学生对他们而言都是others(引申意为“陪衬”)。

　　“自己没有名校的出身、没有背景，所以这里不是百度，身边的人只知道打麻将、玩游戏，还要用工龄来换取一点点职业提升，很可怕。”他说，“我希望通过提升自己的能力来改变，而不是留在这里，靠关系和时间来上升。”

　　因为当初“没有选择”，他坚持了一年；一年后，他毅然辞职，准备第二次走上考研战场。

　　刘念考研的决心，也同样来自在求职路上遭遇的挫折。“一战”考研失败后，她认真找了一段时间工作，投了很多大公司，但因为本科学校不好，别人根本不看她的简历；在一家传媒公司的招聘中，刘念成功晋级了三轮面试，“到最后就剩我学历最低，结果还是被淘汰了。”此后，她选择将简历投递到一些不大的公司，虽然最终收到了几家公司的offer，但最后提供的职位都并非她所应聘的岗位。

　　“只能更现实一些，继续考研。”她说。

　　没有专业的竞争意识，也没有课外实践的积极性和危机感

　　刘念说，在自己班里的同学中，只有三五个能找到心仪的工作，很多同学毕业才一年，却已经跳槽两三次，或者现在又离职了在找工作。和刘念一起选择“二战”的同学有6个，而在下一届的学弟学妹中，考研结果刚刚出来，就已经有3个开始准备“二战”了。这在刘念看来很平常。

　　“大家的情况都不怎么好。”她说，“但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好像什么都不会，也没有经验。”

　　和刘念一样，璐瑶选择“二战”也是由此产生的自卑。这源自一次对话：快要大学毕业时，她和一名在人大读书的同学聊天，对方屡屡提起大学期间去十堰农村做调研、去日本交流学习和多次校外实践的经验，璐瑶只是“很礼貌、很配合地笑了笑”。

　　“一边赞叹着真不错，一边内心的自卑感骤然涌起。”她渐渐发现，“好学校的学生确实视野更宽广、更博学多才，也更有自信，活得充实而有意义。”经过几次交流后，各种对比让璐瑶越来越失落。

　　与那名人大的同学相比，璐瑶的大学生活却留给了她很多遗憾：在一个“没有专业的竞争意识，也没有课外实践的积极性和危机感”的环境里，她称自己是“混沌”了4年，直到大四才觉悟。

　　璐瑶所在的学院基本没给她们提供过任何实习机会，她积极参加的实践活动也局限在学校社团层面，几乎没有专业方向的老师指导；由于她成绩好、表现积极，才被推荐到武汉晚报广告部实习两个月，她如获至宝，对自己参与的活动策划、广告平面设计等经历，至今还能如数家珍。然而，这样的实习经历对于名校的同学来说是轻而易举的。

　　大学四年的专业学习则是这样的：大部分老师上课都是照本宣科，有些课还让研究生代教；大多数同学不学习，也几乎没有任何实习经历，旷课、玩手机、闲聊、睡觉成了主修课。认真听课的她反倒成了同学眼中的“异类”，当自己为了一个文案策划忙到很晚时，换来的总是室友的一句，“干嘛活这么累！”

　　“同样是电信专业，华科的实验室就可以做出很多好产品，在我们的实验室里做不出来。”祝逸说，与自己在华科读研的同学相比，他们能够接触到许多前沿的技术，一些大公司都把投入生产的芯片交给他们去做。“这些在我们学校都是不可能的。”

　　本科毕业于三峡大学的张小妹刚刚经历“二战”的失败，准备“三战”。她也对学校的师资和学习氛围记忆犹新：“有个古代汉语老师，经常上课上到一半，自己也讲不清楚了，就说这个等我回去查一下资料，下次课接着讲。”同学们则一边埋怨着“不如自学”，一边只能习惯着。

　　面对种种令人失望的状况，大多数非名校学生都选择“习惯”。在湖南文理学院法学专业的王艳华(化名)印象中，除了极个别的好老师，其它老师都是“闲聊型”，在上课时总是谈自己的发展奋斗史，或是拉家常。

　　更不可思议的是，许多教诉讼法、商法等法律专业课的老师竟然是历史、旅游管理、英语等专业出身，甚至是做行政工作的，这在学生眼中也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我的法学知识90%是靠自学的。”即便王艳华很早就开始准备司法考试，却一直没有通过，“我们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能通过司法考试的，大多数同学一毕业就转行。”

　　“因为一开始就对这个学校没有期待，所以也谈不上失望。”但王艳华仍然坚持着，“只要能让我学到东西，再辛苦都可以，只希望两三年后能和现在不同。”在“二战”中失败了，她仍然很坚定：“这辈子我一定要读个研究生！”

　　考研成功便代表着大学4年的价值

　　由于没有获得家人的支持，刘念在复习期间，仍然找了一份离学校近、又相对清闲的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足以支付房租和基本的生活费。

　　这些已经是“二战”、“三战”的学生不仅要不分昼夜地往返于自习室、出租屋两点一线，有的还要辞职、租房，甚至像刘念一样，打工赚房租和生活费，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面对未知，为什么还要坚持？

　　“像我这样的学校出身，专业又学得不好，如果考不上研究生，就走入绝境了。” 在形容自己所面临的状况时，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市场营销专业的杨林(化名)反复提到“绝境”这个词，她说，坚持考研，源于“没有退路的无奈”。

　　在她看来，考研就像是一场赌博，一着险棋：不找工作、不受干扰、不好高骛远、全封闭式复习，成功便代表着大学4年的价值。幸运的是绝处逢生，考研结束放榜，她是寝室4个人里唯一考上的，落榜的好友只能去营业厅做柜员，或者天天在网络上编辑小广告。

　　在与记者的交流中，大部分二流学校的考研学生总是反复强调着“像我们这样的学校”这个词，甚至不惜用各种贬低性的词汇来描绘自己的母校。在他们眼里，求学4年的母校是“洗刷不掉的烙印”，面对这段不够光鲜的履历，他们的目的很简单：想要“刷新”自己。

　　随着各大重点高校不断提高推免生比例，不少名校热门专业甚至将保送比例提高到一半以上，这样的“刷新”也变得越来越难了，但这并未能阻挡“钉子户”们的决心和脚步。李加志刚刚从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建筑专业考上华中科技大学本部的研究生，同班一起奋战的10个人里仅有他一个人考上，而上一届8个参加“二战”的师兄今年也几乎全军覆没。

　　就连家里的亲戚也开始对张小妹冷言冷语：“三峡大学毕业的，还想考武大啊。”但经过两次失败，她的决心仍然没有动摇。大二那年，她去武大校园看樱花，从此便将武大定为自己的考研目标，对武大中文系各个方向的导师名字和研究内容，她都早已耳熟能详。

　　“有时候书看不懂，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笔记复习，会怀疑自己。”张小妹说，“但还是要坚持下去，毕竟可以在喜欢的学校待3年，真正享受校园生活。”

　　每次坚持不下去的时候，璐瑶都这样鼓励自己：“说出来会被嘲笑的梦想，才有实现的价值。”璐瑶的班里，只有她一个人选择考中国传媒大学，她称，自己一直是顶着“炮灰君”的压力在考。

　　在刚刚结束的“二战”中，刘念仍然没能考上名校，不过获得了调剂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机会。对于这一结果，她决定接受，原因是“实在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