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东平

在北京市日益激烈的“小升初”竞争中，一方面“起跑线”不断前移，从小学三年级移到了幼升小；一方面强化了一种畸形的教育观，即追求所谓“牛孩牛校”的教育。能考高分、进名校的“牛孩”被视为是一种教育成功；最能掐尖、能将更多“牛孩”收入彀中的被称为“牛校”，成为“优质教育”的典范。我们需要认识，将所有“牛孩”一网打尽的“牛校”，是不是我们的教育理想？他们实行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教育？

“牛孩牛校”的教育不是义务教育。因为义务教育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举办的、面向每一个儿童的基本公共服务，以公平为基本价值，是一种公益性、公共性、普惠性、保障性的教育，是国民素质教育、公民教育、生活教育，而不是选拔性、竞争性、淘汰性、面向少数人的、培养尖子的教育。因而，国家用立法的方式确定了义务教育免试、免费、就近入学的准则，全世界的义务教育莫不如此。在义务教育阶段出现以选拔、打造少数“牛孩”为主的“牛校”，与义务教育的价值南辕北辙、相差十万八千里！

这些学校的“教育质量”也值得辨析。主要靠政府特殊政策打造的名校之所以逐渐失去公众的尊重，因为众所周知，这些名校的“教育质量”主要是“掐尖”的能力，主要是学生优秀而不是学校优秀。于是，名校竞争变为争夺生源、提前“掐尖”的竞争，名校教育成为“撇油花”、“拔萝卜”的教育。用康健教授的话说，就是“勺子越来越长，炒菜的本事越来越短”。许多地方甚至出现花重金购买“牛孩”的现象。而古今中外真正优秀的教育和教育家，无不是靠教育教学的本事，以转化顽劣、树人育人为旨，我们的名校有这种胸怀、有这种本事吗？

“牛孩牛校”的教育其实也不是素质教育。尽管由于他们教育资源充沛、学生学习能力较强，因而教学环境比较宽松，活动丰富多彩；然而，它们造就的只是素质教育的一个“盆景”。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它们的“辉煌成就”往往是以超常规地攫取资源、破坏义务教育的正常秩序为代价的，因而基本是不可复制的，不过是增添名校自身的光环和利益而已。而且，这些学校大多仍在实行考试至上、分数至上的教育，进行严格的排名和升学率评价，充满铜臭味，这是它们远离优秀的另一个佐证。

今天，我们特别需要回答，这些占尽了国家好处、用公共资源打造的名校、牛校，他们的社会功能、社会责任究竟是什么？重点学校向何处去？

对教育的不同功能，首先应当横切一刀，区分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再竖切一刀，区分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这两类教育、两种学校的功能、目标是很不相同的。按照《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回归公益性、公共性、普惠性的价值，按照免试、免费、就近入学的原则招生，其生源必须主要来自就近入学，这一比例应当不低于80%。如果一所用公共经费举办的公办学校，基本不接收就近入学的学生，或者只是象征性地接收一点，那它是否涉嫌违法？

高中属非义务教育，学生按学业成就竞争性入学。但是，公办的优质高中仍然应当秉持一些基本价值，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首先，政府举办的公办高中不能成为变相的“贵族学校”，应当开展教育公平监测，保障优质教育机会在不同阶层的合理分布。当然，也不能因名校之间为一己私利的恶性竞争而扰乱义务教育的正常秩序。其次，优质高中应当成为教育改革的促进力量。根据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规定，实行教师和校长交流制度，实行“学校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办法，”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为应试教育降温。

毫无疑问，重点学校如何作为，其行为如何规范，主要取决于政府的公共政策和公共治理。如同在经济领域的情况一样，政府之所以不能依法行政、有效治理，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为强势利益集团的利益所绑架，或者说，他们结成了一种利益联盟。而且，重点学校的校长都是手眼通天的，其影响力、动员能力远远超过地方官。这既是改革难以推进和奏效的一个症结；也是重点学校可以有所作为的一个原因。